當美國教育方法遇到中國應試製度

在作者的課堂上,學生們在扮演唐朝皇帝和他的臣僕。

會議是在一個鋪着白色瓷磚的簡樸講堂里舉行的,它位於中國舟山群島最大的島嶼上,也就是東海和長江三角洲交匯的地方。講堂內唯一的裝飾是用彩色粉筆在黑板上寫的英語致詞:「歡迎家長和學生們。」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舟山中學的家長會。作為與會的唯一一名老外,我坐在前排,旁邊是我的翻譯,後者剛剛拿到語言學學位。

校長講完話之後,這個高中課程聯合教育項目(High School Course Joint Educational Project)的負責人劉茂林(音)就我們的學生可以如何獲得提高發表了講話。然後就輪到我了。在翻譯的幫助下,我表示自己對學生們取得進步非常有信心。我提到學生們的參與是未來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為他們可以相互學習,我還請求家長們鼓勵自己的孩子更充分地參與進來。一些家長點了點頭。

我還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即我們的學生需要在學習方面更有自主性,並且滿腔熱情地描述了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這些話被翻譯成中文之後,似乎在現場引起了不安。接着,家長們把問題拋了過來。

「我知道一個學生必須掌握7000多個英語單詞才能在托福考試中拿到高分,」一位擔憂的父親問道。「三年後他們能做好準備,能被好的外國大學錄取嗎?」

接着提問的是薇薇安(Vivian)的母親、一名軍官。「怎樣才能迫使自己的孩子自主學習呢?」她問道。

我還沒來得及回答,一位父親插話進來。他想知道這種「自主學習」是否只是美國老師偷懶不上課的一種方法。

此時,在場的一名中國老師就家長對外教提出這麼不敬的問題表示了反對。劉茂林的助手探過身來,略帶歉意地輕聲對我說:「他們沒法理解這種學習方式。我們也必須教育家長。」

那天我了解到一些讓人吃驚的事,接下來的兩年也是如此。不過,那天之後我再沒被邀請去參加家長會。

2012年9月,我被洛杉磯郊區的南岸基督中學(Southlands Christian Schools)派到舟山的中學授課,派遣指令要求我使用與自己在加州的授課完全一樣的方式。這是因為,舟山的中學與南岸基督中學合作開展了一項變革性實驗項目,讓學生們有機會參與一項中美聯合課程。自主學習本該是這個項目的核心,讓學生們為將來上美國大學做好準備。

來中國時,我堅信自己可以教這些年輕人獨立思考,堅信他們會明白這個工具對他們的教育多麼有價值。但後來,當我看到學生們為了好成績針對極其簡化的衡量標準而拚命競爭時,才發現中國的教育制度是如此強烈地排斥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方式。

因為高考分數對上大學是最重要的,平均積分點對學生和家長而言似乎就不那麼重要了。而且在考試的重壓之下,學生們往往不看重批判性思維和課堂上的口頭髮言。

有一天,在處理完猖獗的作弊和抄襲行為後,我覺得是時候與學生進行一番嚴肅交談了。我甚至將講話內容翻譯成中文,以免我那些通曉英語的學生聲稱存在誤譯的情況。我覺得我說得很明白:如果你寫下的答案不是你想出來的,你連續寫下三個或更多這類單詞,你就必須註明來源。否則就是剽竊。你的作業必須由你完成。片刻之後,我發現一名女孩獃獃地看着另一名女孩肆無忌憚地奪過一名同學的作業(我剛剛檢查過的),把它當成自己的作業。很明顯,我的話白講了。

我需要一些支持。在課間休息期間,我告訴了校長剛才發生的事情。她盡職盡責地向這些犯錯的女孩及整個班級說明我的英語課的不同之處。「梅茨(Metz)老師在這裡的時候,這就是美國課堂。我告訴你們,美國課堂不允許作弊。」

我開始了解教育哲學的根本差異。中國側重最終結果;美國則關注獲得最終結果的過程。

一次,該校副校長和南岸基督中學海外校長突然來到教室,聽了一節課。當時在課堂上,學生們默默地寫着五段論的文章,而我則跟他們每個人進行討論,以保證他們理解了相關材料。

大約一個月後,在QQ上交流時,督導我的工作的劉茂林寫道:「你的課並不成功。」

他那不同尋常的直白評論讓我感到震驚,我問他該如何進行補救。劉茂林寫道,「我們會給你提些建議,然後再進行觀察。」

他們確實提了建議——單獨討論效率太低,充分利用課堂教課時間,在黑板上用紅筆標註課堂難點,我採納了這些建議。

他們確實對我展開觀察。有時我上課的時候,會有多達七人出現在教室後方,相互交談並做筆記。他們還在私下詢問我的學生們。學生們稱,自己確實從這些美國學習方法中受益。一名學生甚至承認,很喜歡我擔任她的老師。不久之後,中方的管理人員提出了更多建議,但他們沒有再來教室聽課。

在我執教的第二年,我在一個下午讓學生們在筆記本上快速地寫一篇人物特寫。我讓他們寫下人物的名字、工作和年齡。五分鐘後,大部分人還守着一張白紙。我後來讓他們跳過名字和工作,只寫出年齡。還是什麼都沒寫。然後我讓他們在1到100之間選一個數字寫下來。過了一段時間,他們都寫下了一個數字,但這並非易事。我被難住了。

十年級的語言藝術課通常要求學生創作一個有頭有尾的完整故事。我的學生卻連構思出一個簡單的人物都有困難。如何解放他們的創造力呢?我曾當過幾年的演員,我有了一個想法:表演遊戲。

但就管理人員而言,我們只是在浪費時間。我後來得知,他們不喜歡隨意搬動課桌的做法。視頻也不受支持,儘管南岸基督中學的在線教學材料包涵它們。網絡搜索也受到限制,學校禁止學生將電子產品帶到教室。

儘管有着種種不如意之處,回想起舟山,我還是會面帶微笑。我記得有些膽大的學生會溜進教職工餐廳,為的是在吃午餐時與我練習英語。他們會在課後留下來,討論對中國未來的設想。有一名學生希望將來能出現第二個政黨。

我記得有個叫薩姆(Sam)的學生經常出現在我們在鐘樓的起居室,想在晚飯後聊聊天,因為他對外面的世界很好奇,在悄悄地搜集思想和觀點。

他的學習發生在校園之外,往往通過互聯網實現。比方說,中國的學校不進行性教育,但從與薩姆的談話中,可以明顯感受到他那幫同學極度渴望獲得在這方面的訊息。學生們熟練掌握了逃避互聯網審查的辦法,會在網上尋求答案。

薩姆目前在瑞士學習酒店管理。近期與我聊天時,他談到了自己這一代人的獨特之處:不僅將教育掌握在自己手中,還會在社交媒體上表達批判性觀點。

於是我想,說到底,教會這些學生獨立思考的,或許既不是我,也不是美國的共同核心課程(Common Core)。一些人在獲取薩姆口中的「學習技能」——學會如何學習的能力。而他們,靠的完全是自己。

 

Text: 紐約時報中文網 國際縱覽  DAVID METZ/29 ot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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